华章大历史·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关于大国兴衰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至今这一话题仍是社会热点。

耶鲁大学教授、畅销书作家艾米·蔡研究了波斯、罗马、唐朝、蒙古等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强国，揭示了这些国家成功的基因以及衰落的根本原因。她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统治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在鼎盛时期都是*为多元化和宽容的。讽刺的是，每一项多元化的宽容政策从本质上来说都潜藏着衰落的种子。

近百年来的国际局势，一直都是由大国关系引领并受大国关系发展影响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强国，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复兴的中国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崛起？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前言／008

导言：称霸世界的秘密／014

部分     “野蛮人”的宽容/035

章  个超级大国 ? 大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036

     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呢？

     包容与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兴起

     疯子和他的王位

     大流士大帝

     个超级大国的衰落

     亚历山大大帝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068

     世界性罗马帝国：“包含世界所有民族的祖国”

     帝国的成长过程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上帝的血亲

     罗马文化和公民身份的吸引力

     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穿上托加袍

     鼎盛帝国时期的宗教宽容

     狭隘：基督教及罗马的衰落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 混血的唐帝国／106

     中国历史上的狭隘和“野蛮人”

     唐王朝的兴起（公元618-907年）

     女皇和春药

     唐帝国的鼎盛时期

     垂暮的唐帝国和狭隘思想的出现

第四章  蒙古帝国 ?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140

     征服大草原

     征服东方

     征服西方

     “欧洲的悲哀”

     蒙古人的全球统治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狭隘与没落

第二部分   宽容的启示/187

第五章   中世纪西班牙的“净化” ?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狭的代价／188

     宗教审判和狭隘思想

第六章    荷兰人的世界帝国 ?  钻石、绸缎和基督教各教派的融合／202

      荷兰兴起之前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斗争：荷兰共和国的形成

      混血儿和毒蛇：荷兰共和国宽容政策的诞生

      资本主义精神：西班牙的损失和荷兰的收获

      帝国：“金钱就是你的上帝”

      荷兰人的黄金时代

      荷兰共和国是超级强国？

      荷兰“征服”英格兰

第七章  东方的宽容和褊狭 ? 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和莫卧儿王朝／238

      奥斯曼帝国

      中国大明帝国

      莫卧儿帝国：穆斯林君主，印度教臣民

第八章  大英帝国 ? “反叛的贱民”和“白人的负担”／264

      “各式各样优秀杰出的人才”：在英国的犹太教徒和胡格诺教徒

      来自“地球底端”的帝国建设者

      宽容政策的丰硕果实

      天主教问题和“英国式”宽容的局限性

      启蒙运动和帝国：统治的兴盛和衰落

      英国的衰落和可能的变化

第三部分  未来的世界霸主/311

第九章  美国式超级大国 ? 宽容与微型芯片技术／312

      宗教与国家分离的革命性变革

      “狡猾的”美国人和从欧洲争夺技术劳动力的早期斗争

      伟大的欧洲移民和美国崛起为区域强国

      从地区强国到世界强国的转变

      美国式世界霸权

第十章     轴心国的兴衰 ? 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360

      纳粹德国：雅利安民族统治世界的白日梦

      仇恨的力量

      狭隘的代价

      “要么驱逐，要么消灭，绝不同化” 

      大日本帝国：“善良”民族的征服史

      日本怪异而又矛盾的种族观

      日本的“大东亚圣战”

第十一章  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21世纪的中国、欧盟和印度

    蒸蒸日上的中国

    欧盟：“后帝国时代的超级大国”

    暂时处于劣势的印度

第十二章 帝国时代

         历史的教训

    美国是帝国吗？

    超级强国的进化

    民主的超级大国和古老的“黏性”问题

    后的霸权国家

致 谢

参考文献

艾米•蔡（Amy Chua），又译蔡美儿，华裔美国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福建，其祖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往菲律宾谋生。其祖母精明能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强生公司生产容器，自此家族开始兴旺起来。

其父亲蔡少棠（Leon M. Chua）颇有数学天赋，因厌恶家族中的商业氛围，独自前往美国留学，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从1971年开始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系。蔡少棠是华裔科学家中的翘楚，素有“忆阻器之父”“非线性电路理论之父”“细胞类神经网络之父”的美誉。

艾米•蔡是家中长女，其大妹妹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小的妹妹曾获两枚残奥会游泳金牌。

19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后，艾米•蔡又考入哈佛法学院深造，在校时曾担任《哈佛法律评论》执行主编。1987年毕业后，艾米•蔡就职于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先后任教于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现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Day of Empire)、《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iger Mother）等作品，其中自传体性质的《虎妈战歌》曾引发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大讨论。2011年，艾米•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2011年全球影响力人物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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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帝国吗？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一直争论自己是否应该谋求帝国霸权。时至今日，这一争论还在继续，尽管美国实质上已经获得了世界霸权。在十二章，我将分析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它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担当起什么样的角色。不过，在描述美国的未来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它的过去。

为什么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那么出众？富饶的农业土地资源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此外还有丰富的原材料，远离外国威胁的独特地理优势，政治制度（包括私有财产制度、自由贸易、民主和法治等），尽管不太完善，但是对于它的繁荣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与历史上其他超级帝国一样，美国强大的秘密主要在于它的人力资源。

如果说相对宽容是获得世界霸权的关键因素，那么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以来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的优势。美国不仅吸引了众多移民，而且它根本就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美国的开国元勋即便不是移民，也是移民的后代。(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出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尼维斯岛，并于16岁时移民到纽约。)如今，95%以上的美国人都是过去某个时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移民后裔。

当然，毋庸讳言，很多历史移民都是戴着脚镣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与美国原住民一样，在这些移民看来，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既得益于其奉行的宽容性政策，同时也有赖于其残酷的民族压迫。“移民之国”一直被定义为一个主要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直到1909年，当俄罗斯犹太人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撰写其著名剧作《大熔炉》（

The Melting Pot

）时，仍然认为只有“欧洲移民”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大融合。

[2]

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所有世界强国相比，美国一直奉行非常宽容的宗教多元化政策。1789年颁布的美国《司法条例》（

The Judiciary Act

）是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法案，它不仅像过去的大英帝国和荷兰共和国那样积极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以宪法原则的方式宣布，美国不设立国教。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实施的是开放性移民政策，但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对于某些特定民族，尤其是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非白人”民族，美国都奉行的种族和民族歧视政策。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原则，但是奴隶制度、种族隔离、民族歧视和公民权不平等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才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和种族政策开放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也成为美国获得世界霸权的重要历史阶段。

本章将追述美国历史的这些重要演变过程，包括从受人奴役的殖民地发展为美洲大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再从一个超级大国发展到后的超级强国。美国的这一发展历程直接得益于它一直奉行的民族宽容政策，从而使它有能力不断吸引分散在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移民，通过向他们提供丰厚的回报，限度地吸引他们移居美国，利用他们的才干和力量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通过吸纳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以及以后不断挖取势均力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秀、富有才干的人力资源，美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技术创新力量，进而积累起了人类有史以来为庞大的经济财富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

宗教与国家的革命性分离

THE REVOLUTIONARY SEPARATION OF CHURCH FROM STATE

从历史事实来讲，清教徒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概括的“新教伦理”那样，他们以节俭和勤奋著称于世。他们非常重视教育。以约翰·哈佛为代表的清教徒创建了美国早的一批大学。英克里斯·马瑟曾在1685年到1701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又帮助组建了耶鲁大学。他能够阅读古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版本的《旧约》。

然而，清教徒对宗教问题态度十分偏狭，而且人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成功脱离欧洲宗教迫害之后，清教徒到了美国之后却成了宗教迫害的实施者。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

“纯正宗教”的传播者

——

所以，他们不仅限制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宗教自由，甚至还限制英国国教徒、贵格派教徒、浸礼会教徒，以及其他所有不能严格遵守新教戒律教徒的宗教自由。根据马瑟的说法，“容忍所有的宗教和异教，是没有宗教的表现”。清教狂热分子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在“1692年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中达到了高潮，这一审判案致使100多个男女“巫师”因信奉异端邪说和实施巫术的罪名而被判入狱。在这一歇斯底里的事件结束前，19名“巫师”被绞死在塞勒姆镇的盖尔洛山上，同时两条狗也以“从犯”罪名被处以极刑。

新教只是美国早期社会众多教派之中的一个。在1607年至1732年之间，英国人在北美“培植”了13个殖民地。因为英国殖民统治大多是由私人企业家资助的，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殖民地宗教特色，主要取决于资助殖民统治的企业家的宗教倾向和初定居居民的构成情况。因此，就出现了不同地区以不同教派为主的局面，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居民大多为清教公理会教友，宾夕法尼亚州以贵格派为主，纽约主要是荷兰归正派教徒，马里兰州有相当一部分天主教徒，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大部分是英国国教教徒。同时，在一些大城市里，也有一部分长老派教徒、浸礼会教徒，以及一些小型犹太社区。

尽管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宗教差异，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宗教自由只是建立在非常狭隘的原则之上，“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这里的宗教，你完全可以去其他地方”。正如马萨诸塞州牧师纳撒尼尔·沃德所说：“（所有的非公理会信徒）都享有离开我们的自由，我们也希望他们以快的速度这样做，而且越早越好。”除了罗得岛人民以外，殖民时期的美国人对于确立大多数人的信仰宗教以及剥夺无信仰者基本权利的做法毫不内疚。到1732年，当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即将结束时，85%的美国人居住在确立了官方教会的城镇或州中。一般情况下，不信奉官方教会的人不能享有投票权，也不能担任公职。有时，这些“异教徒”会被驱逐出所在的城镇。例如，如果任何贵格派教徒碰巧来到以圣公会为官方教派的弗吉尼亚州，他们会立即“被囚禁而且不得保释”，直到他们同意“以快的速度”离开本州，并且承诺“再也不会回来”。

[3]

但是，重大的宗教改革也在慢慢显露出来。尽管纳撒尼尔·沃德等人为宗教“纯洁”和“单纯”辩护，但是美国仍然出现了一场混乱的变革。在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美国人口数量随之大幅上升。在进一步推动商业繁荣的同时，这些移民也带来了异端思想和新的宗教教派。刹那间，除了公理会和圣公会以外，又增加了德国虔信派、瑞典路德派、法国胡格诺派和爱尔兰阿尔斯特长老派，等等。

贸易是宗教宽容制度改革的强大催化剂。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人开始倡导宗教自由，因为宗教排斥思想不利于他们开展贸易。毕竟，他们的贸易代理、客户、供应商、赞助商和贸易合作伙伴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背景

——

甚至是非基督教背景，所以推进宗教宽容政策势在必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74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基本法令，允许美国殖民地的犹太人申请归化入籍。大法官菲利普·哈德威克解释说：“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不愿意移居美国殖民地，即使不会破坏殖民地的贸易，对殖民地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大约同一时期，宗教领域出现的“消费者革命”，即广为人知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席卷了美洲的各个殖民地。在乔治·怀特菲尔德等富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宗教领袖的带领下，数十名巡回福音传教牧师四处宣传自己教派的福音“品牌”，跨越了传统的教区界限，完全不受各地正统教派的束缚。就像今天的“电视布道者”一样，这些巡回牧师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推销自己的宗教思想。他们大肆宣传自己的“产品”，提供福音信息，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人选择权。他们告诉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才能获得拯救，而不是机械地遵守教会教义。他们通过自我推销，大力宣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要有听众，他们会随时随地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例如，在法院大门前的台阶上、路边、公园，甚至赛马场和酒馆，所以他们也赢得了成千上万名殖民地居民的支持。

对此，传统牧师十分沮丧。一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圣公会牧师说：“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每年都会派出一批杂七杂八的宣讲牧师……在这些宗教大杂烩当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基督教思想……如果他们能主持一次婚礼或者葬礼并能挣到一个先令，这些化外游民一样的牧师也会打破脑袋去竭力争取。”弗吉尼亚州的圣公会牧师帕特里克·亨利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这些巡回牧师完全是胡言乱语，对宗教教义的解释极度混乱。之后他们将懵懵懂懂的信众弃之不管，一走就是10个月或者12个月，直到另外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到来，重复着同样疯狂的捣乱活动。”

然而，似乎就在一瞬间，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消失了。18世纪40年代即将结束时，“大觉醒运动”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

——

但是并不是在戏剧性改变殖民地宗教分裂现状之前。大多数巡回牧师和他们的追随者开始举行自己的宗教集会活动，或者加入了少数派，例如浸礼派，于是，非官方教会教派得到了爆炸式发展。因为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数众多，既包括“低层”和“中层”人士，同时还包括一些知名人士，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再遭受非议与责难。甚至，在此问题上十分苛刻的马萨诸塞州也接受了多元化宗教信仰。在1747年，一名波士顿人说，他所在城市的教堂中，有三个主教教区，十个“独立团体”，“一个基于加尔文教义的法国教派，一个再洗礼会教派和一个贵格派”。清教徒希望建立一个单一而统一的官方教会的梦想就此破灭。

[4]

那些宣扬个人具有宗教信仰自由选择权的福音巡回传教士，甚至有了一些似乎不太可能的继任者：开国元勋。尽管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些领导人模仿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典故曾经使用过拉丁文笔名，比如普布里乌斯和费比乌斯，但是他们在思想革新方面远远超过启蒙运动时期的任何一个人。尽管他们不一定具有反宗教思想，但是像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等很多人都对《圣经》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对正统教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说：“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数百万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活活烧死，被残酷折磨，被罚款，被监禁；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宗教思想统一方面仍然毫无进步。所以，我们不免要问，高压政治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只是让半个世界变得愚昧，而让另外半个世界则变得虚伪。”

[5]

其实在实现独立之前，美国的革命家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宗教宽容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为了抓住每一个有利于打击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机会，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组建一支包含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军队。在抗击殖民统治胜利之后，正如约翰·亚当斯所写的那样，那些革命战士包括“罗马天主教徒、英国圣公会教徒、苏格兰和美国长老派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再洗礼会教徒、德国路德派教徒、德国加尔文教徒、普救派教徒、阿里乌斯派教徒、索西努派、独立派教徒、公理会教徒、马派清教徒、保守派新教徒、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以及‘那些什么都不信奉的新教教徒’”。

开国元勋们在1789年通过的宪法可谓相当激进。他们甚至比英国国会通过的宗教宽容法案更进了一步，来自13个州的代表故意没有将宪法编写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文件，也没有为这个国家设立一个单独的官方教会。在这个早版本的宪法中，只是在一个条款中提到了与宗教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政府公职的先决条件。

宪法中宗教内容的缺失招致了很多人的激烈批评和指责，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的无神论行为，是对传统的背叛。但那些开国元勋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本就没有必要代表普通大众，但是他们仍然坚信宗教信仰自由是避免多元化社会爆发宗教冲突的好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麦迪逊，都深深受到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影响。斯密曾经写道，就像市场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商品一样，“允许大量不同宗教派别共同存在”

——

好不少于两三百个宗教派别

——

将会引发宗教领导者之间的良性竞争，终达到尽可能限制宗教疯狂行为，实现程度和谐的社会状态。

[6]

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正式禁止国会确立国家教会，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8年之后，在《的黎波里条约》（

Treaty of Tripoli

）中，美国以当时极其罕见的语言向世界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绝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本身不会反对任何宗教戒律、任何宗教类别和穆斯林宁静的内心。”同样，美国官员这种“反叛上帝”的行为再次惊呆了大多数美国人。于是，宪法的反对者们便发表了耸人听闻的预言，有朝一日罗马天主教教徒、犹太教教徒或者穆斯林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

开国元勋们毫不退缩地捍卫世俗宪法。乔治·华盛顿虽然认为宗教对于弘扬优秀道德品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强烈呼吁世界各国效仿美国的制宪思想。“美国人民，”他写道，“为人类树立了一个更大民主权利和更多自由的政策典范，所以他们有理由为自己喝彩，这个政策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效仿。全世界人民都应该享有这样的自由思想。”

或许，美国任总统与居鲁士大帝或奥兰治·威廉显著、清晰的区别在于，华盛顿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当权者给人民的一种恩赐。华盛顿说道：“现在，宽容政策不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恩赐，不再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幸运的是，美国政府不再支持顽固保守的思想，不再支持宗教迫害，只是要求受它保护的人民不必压抑自己。”

[7]

当然，即使在1791年以后，很多美国人仍然不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其一，宪法修正案初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内部。很多自治州，主要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仍然以新教教会为自己的官方宗教；有些甚至强制人民参加新教的宗教活动。其二，大多数加入美国联邦的州仍然规定只有基督徒才有投票权或者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要花上几十年时间，这些推行官方宗教的残余势力才会终消失。

但是，美国宗教改革的本质是这样的：从其诞生之日起，美国就借鉴了荷兰和英国的宗教宽容的启蒙原则，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以此作为自己的建国纲领。到18世纪末，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宗教宽容政策方面比美国更进步、更开放。

然而，我们不能将宗教自由与种族宽容政策混为一谈。除了少数几个本身尚存争议的事实以外，所有的开国元勋似乎都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种族主义视而不见。或许，华盛顿和杰弗逊可能从来都不曾想过宗教自由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他们的黑人奴隶身上。直到1813年，据历史资料记载，那些在南方各州种植园中出生的奴隶，原本使用的穆斯林姓名，例如，“法蒂玛”“萨尔玛”和“奥斯曼”，都被他们的主人改成了“尼普顿”“柏拉图”和“哈姆雷特”。

[8]

在美国“开明的”宪法规定下，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几乎没有白人享有的任何权利。

[9]

在人类历史上，肤色和歧视经常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中原因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理解。我们发现，英帝国对待非白人殖民地人民的态度就是如此，甚至今天西欧国家仍然存在着令人痛心的种族主义问题。从美国的发展史来看，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移民运动和种族同化过程中的突出特色。美国早的殖民地居民和开国元勋都是西欧或者北欧的后裔，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外表和行为习惯与他们类似的新移民。

直到19世纪末，移入美国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是“白人”。当然，“白人”一直是美国着力吸引的目标。比如，我们以富兰克林于1751年发表的文章《人类发展观察史》（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为例，看看他对肤色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令人惊讶的论述：

世界上纯正的白人数量非常少。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色或黄褐色的。亚洲人主要也是黄褐色的。整个美国也是如此（不考虑新移民）。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一般都具有我们所说的黝黑肤色；如果将英格兰人中的撒克逊人去掉，德国人和英格兰人则构成了地球上白人的主体……也许，我对我们国家人民的肤色有些偏袒……但是，这样的偏袒对于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前所持的观点，当时他还是一个富有强烈英国民族情结的美国人。（然而，1754年，他自己将这段文字从文章中删除了，之后才将剩余部分出版。）不过，到了18世纪60年代末，富兰克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次访问伦敦时，他受到了英国上流人士的轻慢，结果反而与苏格兰人和贵格派教徒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对英国报纸描述美国殖民地居民的内容深感气愤：“北美殖民地居民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包括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其他国家的流民、囚犯的后代、令人厌恶的暴乱分子，等等。”当富兰克林回到费城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彻底改变。他认识到北美殖民地已经和其宗主国分离了，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身份，他还倾向于对美国公民身份采取包容的态度。到1783年，富兰克林已经变成了一个开放移民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每一个来到美国，并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的人，都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0]

富兰克林认识到，移民将成为美国成功的关键。接下来的200年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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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不存在的

我们必须指出，罗马人是很势利的。他们不认为其他民族和自己是平等的

Of all of history's hyperpowers, Rome came closest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reating a common identity capable of generating loyalty among its far-flung subjects (which goes a long way toward explaining the spectacular longevity of the empire). Through its appealing cultural package and its extension of citizenship to Greeks, Gauls, Britons, and Spaniards alike, Rome managed to "Romanize" vastly different peoples living continents apart. A mil lennium and a half later, Great Britain was surprisingly successful in this respect too. As late as the 1890s, members of the Indian Na tional Congress cheered whenever Empress Victoria's name was mention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an soldiers fought for the British in World War II, and even men like Gandhi and Nehru, the eventual leaders of In...

美国构造了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并通过它成为了一个世界霸主，所以美国没有试图或者想要让外国人成为它的臣民，当然也就不是它的公民。美国政府说要把民主制度带给中东时，它根本没有考虑在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伊拉克人或者叙利亚人的投票。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和自称自由与民主榜样的双重角色产生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疯狂的反美运动。今天，美国面对世界上的数十亿人口，大多数都是穷人，他们想要像美国人那样吃穿住行，但是却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他们一遍又一遍听说美国代表着自由，但是又看到美国人只注重自己的私立。

纳布尼德斯确实对自己的人民非常残忍，强迫人民信奉他们不信仰的神灵。

虽然阿契美尼德帝国通过军事方式实现了统一，但是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形成统一的政治身份，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将这个松散的帝国紧密联合起来。

由于居鲁士大堤奉行的独特宽容政策，“希腊人认为他是说希腊语的希腊人，埃及人认为他是说埃及语的埃及人，其他地区的人也有类似的观点。”阿契美尼德过敏普遍对帝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忠诚感，也没有作为其国民身份表现出自豪感。“没有形成可能团结各民族人民的阿契美尼德身份，所以人民也就不会为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去支持或者维护这个国家。”

罗马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真实因为它能够 包容、吸收，回报，和融合不同民族，宗教，和北京的人名。在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非洲人、西班牙人、不列颠和高卢人，只要从分同化帝国文化，都能跻身于权利组织顶层，甚至可以成为皇帝。当帝国不能同化新吸收的人民时，一则可能因为他们不容易童话，二则可能他们的文化和习俗超出了罗马帝国的宽容的蓟县，这是罗马帝国就开始没落了。由于宗教和民族狭隘思想的共同作用，罗马机器了一系列自己不能控制的战争和内讧。正是当罗马帝国师徒保持罗马的雪融、文化和宗教的纯正之时，也就是重蹈了克劳迪亚斯和吉本指出的古雅点人和斯巴达人的错误，于是罗马季坠入了分裂和万劫不复的深渊。

编辑推荐

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变局，让世界各国都措手不及，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强国——美国。动不动就“退群”，风度尽失的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在“衰落”吗？……

或许当前这本《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能给读者一些启示。

《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和中国读者关系*密切的当属作者艾米•蔡（Amy Chua）。艾米•蔡又译蔡美儿，是华裔美国人，她也是引发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大讨论的《虎妈战歌》的作者。她的父亲蔡少棠（Leon M. Chua）更是华裔科学家中的翘楚，素有“忆阻器之父”“非线性电路理论之父”“细胞类神经网络之父”（与AI技术相关）的美誉。不仅如此，她的三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也都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第二代，艾米•蔡身上交织着中美两种文化，这种双重背景也令她对文化冲突和文化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华裔在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的，给美国政府的一份谏言、一个警示：宽容一直是美国成功的真正秘诀。而在读过第九章美国式超级大国，或许我们都会发现，美国的狭隘已非一日。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也是一部值得探究的作品。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现实，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顺应世界大势谋求中国人自己的幸福，如何从历史上主要大国的兴衰历程中得到有益的借鉴，是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

艾米•蔡分析了波斯、罗马、唐朝、蒙古等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强国，揭示了这些国家超级强国从称霸到没落的文化基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黏性、文化软实力才是中国傲立世界的关键。

至于，“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这一观点能否经得起推敲，还有待读者自己做出判断，我们只是想为大家提供一种思路和方向。

媒体评论

本书讨论的主题超级强国，并不是一般的强国或者普通的超级大国，而是帝国。这些国家和社会在历史上寥若晨星，但它们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

那么，一个社会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乃至世界霸主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它的衰落？

虽然这些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些虽充满争议但确实获取了全球霸权的超级强国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衰落时期，这些超级强国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实行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政策,而宽容也播下了没落的种子。几乎在每一个超级强国的发展史上，宽容*终都会导致一个临界点，此时它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艾米•蔡（本书作者）

艾米·蔡很巧妙地将波斯、蒙古、荷兰以及其他超级大国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作家）

艾米·蔡充分证明了获取和维持强大实力的关键是吸引和同化，而不是强迫和威胁。——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作者）

前言

导言

称霸世界的秘密

世界变化真快啊！20世纪80年代，美国只是一个超级强国。10年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辩的超级强国，美国的全球优势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今天，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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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巨大失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美国的衰落了。

当超级强国（hyperpower）这个词首先用于美国时，其本意并不是褒义的。这个词是法国外交部部长于贝尔• 韦德里纳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对美国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之一，当时他宣称，法国“不能接受政治上的单极世界，也不能接受文化上的统一世界，更不能接受一个超级强国的单边主义”。虽然，韦德里纳在使用“超级强国”时带有指责口吻，但是他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韦德里纳指出，美国已经“在各个方面具有了主导性和支配性”：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 “在思想、观念、语言和生活方式上也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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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这种认为美国“在各个方面具有主宰作用”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名副其实了。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但是在很多方面正在受到挑战，它的自信已被动摇，它的威望已受到损害，由于将数千亿美元投入一场胜负不定的战争，它的国库受到了重创。同时，其他强国正在兴起，都想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欧盟不仅人口在不断增加，其国内生产总值也与美国旗鼓相当。拥有1/5世界人口的中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以后，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自强之路。中国、欧盟或者其他竞争者，比如印度，会不会超越美国，或者说至少是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重建一个多极世界秩序呢？

美国是否能维持它的超级强国地位，对世界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影响巨大的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在21 世纪，世界是否需要一个“美利坚帝国”，来对抗种族灭绝、流氓国家和“破坏自由世界秩序的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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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或者，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美国这一超级强国就是世界和平和全球稳定的威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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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立场上来看，美国的衰落将意味着失业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更容易受到攻击？美国超级强国的身份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未来的破产，招致世界的怨恨，并使它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呢？

本书讨论的主题超级强国，并不是一般的强国或者普通的超级大国，而是帝国。以前，曾经有过很多讨论帝国的文章，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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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帝国的兴衰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古老的消遣，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思想是雅典陷落的原因。爱德华·吉本则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落的主要原因。 近代，保罗·肯尼迪将大国的没落统统归咎于“帝国的过度膨胀”，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溃》（

Collapse

）一书中则将“环境破坏”作为罪魁祸首。“9·11”以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讨论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既有欢呼又有谴责，这一研究队伍几乎成了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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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系统地分析过极为罕见的超级强国现象以及少数几个社会的本质，这些国家和社会在历史上可谓寥若晨星，但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中隐藏的动力还有待揭示。一个社会是如何发展为一个强国乃至世界霸主的呢？一旦一个社会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什么力量可以导致它的衰落呢？历史上，超级强国的兴起和衰落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教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之前的这些超级强国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本书的主题如下：虽然这些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些虽充满争议但确实获取了全球霸权的超级强国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衰落时期，这些超级强国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实行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政策，而宽容也播下了没落的种子。几乎在每一个超级强国的发展史上，宽容终都会导致一个临界点，此时它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

首先，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世界主导力量”的含义。对于这个名词，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特别是考虑到在2000 年前甚至500 年前，在轮船、飞机和科技大幅缩小地球之前，世界要大得多。例如，鼎盛时期的罗马显然是一个世界霸主，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超级强国了，虽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此时还有另外一个超级强国——中国的汉朝，但是二者几乎没有联系。如果认为罗马帝国只是自己所在小世界的霸主，那么是不是可以说阿兹特克人和埃及人也是他们所在世界的霸主呢？塔希提是不是也是自己狭小世界的超级强国呢？

如果说塔希提也是一个世界霸主的话，那么对超级强国的定义显然太过宽泛了。那么，正确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呢？与罗马帝国相比，那个曾经统治中美洲但又不能认为是世界霸主的阿兹特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二者之间存在着几个比较突出的差别：一、版图。罗马帝国的版图为5.2亿公顷，而阿兹特克的版图在285万至1994万公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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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数量。罗马统治的人口大约为6000万人，而阿兹特克的人口在100万～600万之间。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汉朝）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罗马；罗马与当时处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社会竞争并战胜了它们。而其关键的差异在于，罗马不仅获得了它所在世界的霸权，而且也获得了整个世界的主宰地位。

因此，为了便于讨论，我用以下三个条件来评判一个国家或帝国是否属于超级强国：它的实力必须明确优于已知的同时代的所有对手；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它不能明显低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实力必须散播到地球上极为广阔的地域，统治数量巨大的人口，打破当地或区域界限。按照这个定义，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就不能算作世界霸权国家，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冷战时期的美国也不能算作世界霸主。这些国家都没有满足个条件：它们都有势均力敌的对手。

本书主要讨论那些真正符合超级强国条件的国家，并分析在每一个超级强国时代，宽容对于这个国家的兴起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宽容如此重要。这一说法起初似乎令人惊讶，但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解释。

要成为世界霸主，而不仅仅是地方或区域性霸主，这个国家必须在技术、军事和经济上处于地位。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世界为世界霸主所提供的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包括智慧、体力、技能、知识、创造力、网络、商业创新和技术发明，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宗教团体中找无法找到的。要在全球范围内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这个国家必须摄取或者激发世界上好和秀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信奉什么宗教，或者具有什么历史背景。这就是历史上所有超级强国的共同点，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再到大英帝国，它们都是通过宽容来实现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

有人会说，等等，这些超级大国是宽容的？成吉思汗的大军常常屠杀整个村庄，然后把尸体作为充填材料扔在护城河里。而波斯的大流士在把俘虏钉死在尖桩上之前会割掉他们的耳朵和鼻子（大流士的前任冈比西斯二世曾经活剥过一个腐败官员的皮，并将之变成了椅垫）。按照后殖民统治时期的研究成果，大英帝国也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基础上的。难道，这些帝国都能被说成是宽容的吗？

虽然令人惊讶，但我不得不说事实确实如此。不过，必须指出，我谈论的不是现代人权意义上的宽容。我所说的宽容，并不是指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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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用“宽容”这个词仅仅是表明非常不同的人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工作和发展，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一种策略。准确地说，本书所说的宽容是指不同民族、宗教、种族、语言或者其他背景的个人或团体在某个社会中共存、参与和发展的自由程度。

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并不包含尊重意味。当罗马统治者从各地招募武士组建自己庞大的军队时，一直把自己看成上帝的宠儿，对其他民族经常表现出歧视，例如“完全野蛮的”凯尔特人、“连续数天生活在潮湿的肮脏之所”的“不穿衣服的喀里多尼人”、长着“巨大四肢”的“人数众多的野蛮”北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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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宽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可以获得宽容，而那些没有用的人则被放逐或被暴力镇压。18 世纪末，英国人开始接受那些信奉新教的苏格兰人，把他们当作不列颠同胞，这在苏格兰人被当成帝国建设的资产时变得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新型的英国式宽容从来没有降临到爱尔兰天主教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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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需要说明的是，宽容这一关键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的。在追逐世界霸主的竞赛中，重要的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宽容性是否符合某种永恒的标准，而是这个社会与其他竞争者相比是否更加宽容。因为宽容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即便是那些被统治者包容了的人也可能受到残酷的不平等对待。19世纪末，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认为，与自己在俄罗斯遭遇的大屠杀相比，美国是幸福的避风港，但是当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仍然面临着反闪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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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犹太主义的苦恼。

但必须说明，宽容并不是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充分条件。不论多么宽容，不丹王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要成为超级强国还需要额外的附加条件，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资源和领导能力，等等，只有当所有这些条件完备以后，才能造就罕有的超级强国。当然，运气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使具备了运气也不一定就必然获得并维持全球的统治地位，这还取决于当时的竞争状况。

但我认为宽容是实现世界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相对地，我也认为狭隘与超级强国的没落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要想清晰地把因果关系分离开来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很难说是狭隘导致了没落，或者说狭隘是没落的一个副产品。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命题可能都是对的。

后，我认为，并不是说更多的宽容总是带来更多的繁荣，或者繁荣必须以宽容为前提。曾经有很多狭隘的社会获得了富足和强大，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依靠种族纯化、宗教狂热，或者民族清洗获得过世界霸权地位。若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治地位，仅仅依靠高压政治是远远不够的，且迫害政策将会付出极高的代价。而种族或者宗教同化政策，例如拒绝与外族通婚的规定，也是徒劳无益的。

美国或许是通过宽容政策获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典型。当然，从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美国和罗马帝国一样，同样不是人权问题的好榜样。美国实施过奴隶制，它曾经残忍驱逐甚至还大规模屠杀土著民族。然而，自建国伊始，美国便经过一场伟大的革命获得了宗教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并且所有阶层和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可以享受这一优越制度，于是美国吸引、鼓励，并利用了无数移民的力量和智慧。

移民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和成功，从西部大开发到工业的爆炸式发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不与此有关。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在原子弹研制竞赛中获胜，与它能吸引那些为了摆脱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欧洲科学家有直接关系，虽然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还有待商榷。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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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决和民权运动的进步，虽然出现过反复，但美国还是发展为世界历史上在民族和种族层面上开放的社会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世界统治地位。

20 世纪后10年，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强国，与苏联解体有一定关系。但这也反映了美国在蓬勃发展的计算机时代惊人的技术和经济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与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大批富有才华和勤奋素质的移民有直接的关系。硅谷促成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的财富爆炸，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创造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从根本层面上来说，美国获得世界统治地位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一样都得益于宽容思想，但又与其他帝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是个依靠成熟的普选民主制度获得超级强国地位的国家。它是在继世界人权和国家主权获得普遍认可后出现的个超级强国。而且，美国是个面对全球恐怖网络威胁的超级强国，这些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种史无前例的综合性因素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极为困惑。美国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如何解决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美国是应该维护自己超级强国的地位，还是应该恢复世界多极化秩序？哪一种对世界和美国更为有利？

但是，在柏林墙刚拆除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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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Fukuyama）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市场和民主“将所有朋友和敌人转变为竞争者”，允许“任何地方的人民实现自己的理想”，消除“地理界线和人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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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式的民主是城市中的游戏，美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的领导者。

现在回顾起来，或许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会再卷入战争或者遇到军事威胁。美国拥有有史以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摧毁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外很多人认为，这个新的超级强国不会出于扩张和帝国建设的需要而采取军事进攻战略。当谈到美国的军事力量时，人们谈论多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出于人道主义使用武力（例如在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美国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即那些节省下来的巨额军费。人们似乎认为，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强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也没有军国主义计划。

但是，2001年9月11日，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月之内，这个超级强国进入了战争状态。一年以后，美国颁布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宣称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权力，并致力于维持美国的单极军事优势。突然之间，到处都在谈论美利坚帝国这一话题。媒体上也出现了相关言论，不仅《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旗帜周刊》（

The Weekly Standard

）这样的报纸上出现了相关的文章，甚至连《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上也有相关的讨论，大家异口同声地支持美国执行帝国主义路线。麦克斯·布特（Max Boot）在《美利坚帝国研究》（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一文中旁征博引地指出，阿富汗和其他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今需要一种开明的外国管理，这种管理曾由脚穿短马靴、头戴木髓太阳帽的自信的英国人提供。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断言，“恐怖主义的解决途径在于殖民统治”。2003年初，哈佛大学人权学者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词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国的未来呢？”他认为，美利坚帝国“像伊拉克一样，是民主和稳定的后希望”。同一时期，尼尔·弗格森呼吁美国应该抛弃恐惧，披上大英帝国曾经的帝国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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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支持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显然，没有人试图像过去称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那样称乔治·W.布什总统为“中东皇帝”。相反，大部分支持美利坚帝国思想的人只是认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美国都应该更积极地奉行军事干涉主义，从而实现某些地区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也就是消灭独裁统治、“流氓国家”和其他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政权，然后建立市场化的、民主化的、亲美国的政府。一位时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21世纪的统治将以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作为旗帜，用世界上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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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9·11”后出现的创建美利坚帝国的呼声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占领并改造了德国和日本。如果美国那时候能够成功，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这样做呢？面对无法估量的恐怖威胁，在“9·11”以后为什么不能实施同样的政策呢？为什么美国不能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担负起给世界带来文明、现代化以及和平的责任呢？

“9·11”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包括那些从不喜欢“帝国”这个词的人，或者那些自认为是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可能是这些人的代表。虽然怀疑布什政府所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靠性，并坚信美国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石油利益，但是弗里德曼却支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以便“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与伊拉克人民携起手来”，建设一个人们渴望已久的稳定的民主社会，“让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提高妇女权利，实施现代教育”。同样，迈克尔·伊格纳蒂夫，这位“美国入侵伊拉克著名的自由派支持者”写道：“现在的事实是，左派人士和右派孤立主义者都反对这种做法，前者甚至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路线是万恶之源，但是伊拉克有很多人希望美国用武力为他们带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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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忽略了历史教训，不论他们使用了帝国这个词，还是称之为民主化或者国家建设。现在，美国正在面临着自帝国出现以后就存在的一个严肃问题，只不过这一问题是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曾经导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世界霸主的灭亡。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我将之称为“黏性”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饱受争议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的主题。亨廷顿提出了反传统政治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持续不断的移民，尤其是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的移民，有可能会危害美国以盎格鲁—新教教徒为主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亨廷顿警告说，除非美国重新明确它的民族身份，否则必将“变成一个包含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政治集团的松散联邦，大家除了都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以外，很少或者没有共同点”。

亨廷顿一直饱受诟病。其原因在于，他露骨地进行了民族煽动和攻击，例如，他说墨西哥裔美国人数量激增，就像兔子那样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他还说墨西哥人可能在试图把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和得克萨斯州收回去。但是，我倒认为亨廷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即美国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黏性”将众多次一级的小社会聚合在一起。历史上的很多超级强国，包括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蒙古帝国，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感，所以不能团结它们众多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臣民而终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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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亨廷顿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正如我后面指出的，当超级强国的核心民族变得狭隘，重新强化其所谓的“真正”身份，提倡民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试图驱逐或排斥“外族”和“不可同化”民族时，整个社会就会分裂瓦解，并终会导致超级强国消亡。从这个角度来看，摧毁美国社会结构的稳妥的方法，就是试图将美国身份与单一的原生民族或者宗教团体捆绑起来。而亨廷顿正是这么做的，他认为“美国特性”就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享有特权的白人）文化和WASP的价值观 。虽说亨廷顿承认存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人（显然不包括拉美裔美国人）是可以接受WASP价值观的。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亨廷顿没有看到美国民族认同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国内，而在于国外。在美国境内，美国特别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在种族和宗教层面上中立的政治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足以将不同民族、宗教和背景的人团结在一起。但问题是，美国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美国人本身。由于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包括在60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大多被当地人视作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以及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

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消费品品牌和文化，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被人感受到。在美国本土以外，那种原本将美国人聚合起来的黏合力不能将世界上的几十亿人口以同样的方式黏合起来。

历史表明，超级强国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寻觅一些确保各地区效忠的方式，或者至少得到它所主宰的外国人口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单单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树立了一个世界霸主的榜样，它成功地赢得了被征服人口的支持，有效地将他们聚拢在罗马核心统治的周围，这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实现的。作为古代帝国的特例，罗马创造了一种政治从属和文化融合政策，将那些分布在遥远地区的各个不同民族凝聚到一起。同样，今天的美国也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影响，包括超级偶像、星巴克、迪士尼、芝士汉堡、可口可乐和SUV汽车，所有这些吸引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的关注。

......

书籍介绍

关于大国兴衰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至今这一话题仍是社会热点。

耶鲁大学教授、畅销书作家艾米·蔡研究了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强国，揭示了这些国家成功的基因以及衰落的根本原因。她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统治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在鼎盛时期都是最为多元化 和宽容的。讽刺的是，每一项多元化的宽容政策从本质上来说都潜藏着衰落的种子。

近百年来的国际局势，一直都是由大国关系引领并受大国关系发展影响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复兴的中国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崛起？……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本书讨论的主题超级强国，并不是一般的强国或者普通的超级大国，而是帝国。这些国家和社会在历史上寥若晨星，但它们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

那么，一个社会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乃至世界霸主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它的衰落？

虽然这些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些虽充满争议但确实获取了全球霸权的超级强国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衰落时期，这些超级强国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实行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政策,而宽容也播下了没落的种子。几乎在每一个超级强国的发展史上，宽容最终都会导致一个临界点，此时它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 ——艾米•蔡（本书作者）

艾米·蔡很巧妙地将波斯、蒙古、荷兰以及其他超级大国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 ——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作家）

艾米·蔡充分证明了获取和维持强大实力的关键是吸引和同化，而不是强迫和威胁。 ——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