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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5章，共20篇论文组成。本书是作者为纪念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以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主题，遴选了20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编著成这本个人文集，作为作者探讨“三农”问题的阶段性总结。内容涉及当代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土地政策、农业政策、粮食政策、农田水利政策，以及水利建设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等政策演变和历史。

目    录

导  论····················································································································· 1

土地变动与社会结构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3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18

新中农崛起后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 41

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 58

教育农民与移风易俗

“新三反”运动述评····························································································70

“李四喜思想”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教育农民的尝试······················· 84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102

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117

农村政策与扶贫工作

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130

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145

告别贫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工作······························································· 166

精准扶贫：中国扶贫脱贫的新模式、新战略与新举措·········································179

农业发展与农田水利 

陈云对中国农业增产之路的探索··········································································· 18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 201

“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评述············································· 224

成就与教训：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243

江河治理与生态建设

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260

“大跃进”运动前后“三主”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 278

从重建设到重效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水利工作重心的转变······················· 291

从“三废”利用到污染治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305

后  记·······················································································································319

王瑞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暨近代中国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当代中国水利史和“三农”问题研究。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治水史”在内的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专著《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经济建设卷》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10余篇被《新华月报》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等全文转载。《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等多项成果荣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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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 论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为此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高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并从根本上解决温饱和消灭贫困，为此必须实行正确的农业发展政策，采取有效的扶贫脱贫举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故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兴修水利。一方面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保障和扩大农田灌溉，以增加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消除水害，对大江大河进行有效治理，做到大水发生时确保

防洪安全，大旱发生时确保供水安全。这样，由农田水利建设必然要拓展到江河治理和水土保持，进而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从土地制度变动到乡村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便着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完成了从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巨大转变，实现了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过去数千年未曾走过的路，而且带来了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社会政治结构，而且使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乡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土地制度变动带来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土地改革前的中国乡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宗法社会。祠堂、族田、族长和族谱，构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要素。封建家长式宗族制度、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构成了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强制性地介入广大乡村，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大量土地，摧毁了封建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封建宗族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延续千年并占统治地位的宗族势力，遭受致命打击并由此衰落下去。贫雇农及中农被组织进农民代表会、农民协会，成为新组建的乡村基层政

权的骨干力量，乡村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土地改革运动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是：地主约占总户数的5%，富农占3%—5%，贫、雇、中农合计占90%，呈现出“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对富农经济也逐渐从保护改为限制。广大农民在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获得显著改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在土改运动后短短的数年间，多数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有了上升，成为新中农。新中农的崛起，改变了土改前的乡村社会结构，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从而导致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

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

新中农的崛起及农村普遍中农化，使中共不得不考虑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实际，对农村阶级政策进行新调整。而新中农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单干”与“互助”的双重思想倾向，要求中共在调整阶级政策时，不仅要照顾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倾向；不仅要注意到他们的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们的“发家致富”、发展个体经济积极性的一面。这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得到了全面体现。中共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政策的新调整，集中体现在对富农政策的调整上。中共在新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土改运动结束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基础上，采取了“限制富农经济”的政策，同时逐渐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随着富农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势力的增强及两极分化的出现，中共采取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阶级成为继地主阶级之后的农村“敌对阶级”和斗争对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之际，富农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阶级被消灭了。

土改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建立了基层乡村政权，一批翻身农民成为新建的乡村基层政权的领导骨干。他们是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传达者和直接执行者，是群众各种活动的带头人。然而，作为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混合体，农民具有革命与保守双重属性。土改运动后农村普遍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思想，这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应。故教育和改造农民成为新中国乡村治理的艰巨任务。中共在土改后敏锐地意识到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并将教育农民的任务提上了重要日程，发起组织了“李四喜思想”讨论。这场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土改后次真正地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正是通过这场讨论，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动及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中国乡村社会风俗发生了剧烈变革。传统的社会规范受到猛烈抨击并被改造，对农民的约束力不断弱化；而与新的土地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规范、新的风俗时尚和新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伴随着土改运动中反封建的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乡村的社会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汉遭到取缔，早婚、溺婴等许多陋习恶习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风开始盛行，农村新风尚、新习俗开始形成，农民政治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从调整农村政策到消除农村贫困

土地改革将土地从地主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这是中国自土地私有制建立以来所进行的一次规模、分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是解放农业生产力的伟大变革。这场中国乡村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在土改运动后进一步提升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力？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土改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当时中国存在着两种提升农业生产力的途径：一是先合作化、后工业化；二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等到农民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后，等到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在土改以后选择了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需要农业提供更多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而在短期内促进农业增产且投资少的办法，就是农业合作化。

土改运动以后，中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有开荒、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种子等，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经过反复比较后认为，尽管开荒、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种子都不失为农业增产的好办法，但都不如农业合作化见效快。合作化是一种投资少、收效大、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必须大力推进合作化运动。这样，中国在土改运动以后选择了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道路，并且为了保障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实施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粮食供销矛盾日益紧张，国家对粮食、油料、棉布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简称）政策。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困难问题，保证国家掌握物资资源加快工业化建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该制度的实施，既稳定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切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以加速对其改造；既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原料的供应，又保障了农业剩余产品大量向工业转移的实现，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开放以后，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逐步展开，统

购统销政策逐步被取消。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和人民政府积极推行社会救济和扶贫政策，将扶贫工作与社会救济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仅实施了以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扶贫，缓解了农民暂时的生活困难，而且逐步确定了新的扶贫方针：变“输血”为“造血”，变救济为开发，逐步形成了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持续推进扶贫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精准扶贫的转变，开创了扶贫开发的新战略、新模式和新路径。精准扶贫，成为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不懈努力，亿万农民告别了贫困和饥饿，解决了温饱问题，过上了新生活。扶贫开发，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穷问题的伟大创举。

三、从兴修农田水利到生态文明建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先是将土改与水利作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两种办法，在土改运动以后，又将兴修水利与合作化、开荒、养猪积肥、改良种子等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因此，国家在积极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水利不但是农业的命脉，而且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优先治理江河水灾的同时，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新的水利工程设施，逐步提高农民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更有效地发挥水资源的使用效益，扩大农田水利灌溉面积。新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开始起步并取得了突出成效，逐渐确立了以兴修小型水利工程为主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方向。

党和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并在“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高潮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是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水利建设方针调整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新“三主”方针，并在随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兴修水库、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农田水利设施有效地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增强了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水利事业的基本功能是兴利除害。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是从治理淮河起步的。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个全流域、多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随后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对长江、黄河、海河等主要流域进行大规模综合治理，我国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跃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江河治理成效卓著。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在抗御水旱灾害、保障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与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日益恶化，中国的环境保护面临着空前繁重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到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将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不断积累正反两方面的乡村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科学地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