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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帝晚年，经雍正朝，直到乾隆帝去世，祖孙三代皇帝的统治跨越了整个18 世纪。这 100 年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经过持续变革的重构，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高度强化并渐臻完备。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内在矛盾演变、满洲传统文化政治取向及国内外形势日趋严峻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与皇权扩张、国家治理效能强大相同步，18 世纪中叶清朝的国势达到了为外域瞩目、乾隆帝自诩的“全盛”。

18 世纪清朝国家政治体制组织架构严整、协调、灵活、高效；国政常规议事流程灵活、实用、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统治者无须众议或摒弃众议的所谓“圣衷宸断”，康雍乾时代并不经见，而通行的则是皇帝谕示议题，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议覆，后由皇帝钦断的常规议事程序，这有现存清代军机处、内阁等浩如烟海的档案为证。

应充分肯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前夜，18 世纪中国政治体制限度发挥国家权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强大优势，对实现大一统伟业、强化多民族国家意识认同的历史性贡献。

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皇帝很难始终如一地保持政治开明的作风，君主专制政体禁锢思想、钳制舆论、销磨人才、败坏吏治等黑暗面日益弥漫。乾隆帝晚年喜谀恶谏、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由人性弱点决定的专制偏好，更营造出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则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盛清也未能摆脱纠缠古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宿命。

绪言

章| 18世纪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和完备

节顺康时期乾纲独断政治目标的初步实现

第二节奏折的创行和推广

第三节密谕的嬗变与军机处的肇建

第四节18世纪中国的国家中枢——军机处

第二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节部院与督抚的权力配置

第二节中央决策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章| 18世纪后期政治的腐败

节政治腐败的种种特征

第二节18世纪后期政治严重腐败的原因

第四章| 千秋功罪——从英国首次访华使团对中国政治的

观感谈起

参考书目

郭成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1941 年出生，北京市人。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主要研究清史。出版《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乾隆正传》等专著，发表《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也谈满族汉化》《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刘兴祚论》等论文。与刘景宪先生合译《盛京刑部原档》（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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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这本书初版刊行于二十年前，书名是《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辽海出版社，1999），2001年台湾昭明出版社以《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为名又出过一版，这次有幸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这些年来对18世纪中国政治的再思考。

01

从康熙晚年，经雍正朝，直到乾隆去世，祖孙三代皇帝的统治跨越了整个18世纪。这100年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经过持续变革的重构，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渐臻完备，国家权力的集中、高效、强大，超越了以往历代王朝。

下面从三个维度来考察这一中国古代政治新局面的成因。

其一，舆论环境有利于强化皇权。

明初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变革的一大关键。明太祖朱元璋打出复古旗号，高标“事皆朝廷总之”，一举废弃通行千年的人主分寄大权于宰相的汉唐旧制。但经过有明二百余年的政治实践，皇帝独揽朝政不仅彻底落了空，还闹出了晚明天子怠政，阉宦窃权，阁臣狼狈，言路嚣张，朋党乱政，以至社稷倾覆的惨祸。明清之际，厌倦了政局混乱的国人望治心切，有识之士激切指斥“先朝君子”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害深河北之贼，罪浮东海之波！”包括汉族精英主流在内要求强化皇权的思潮兴起，而黄宗羲复宰相制的主张应者寥寥。清初统治者因利乘便，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期，在沿袭包括内阁在内的明代官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其高度警惕宰相制的复活，并以有别于明帝的躬理万机的勤政姿态，将用人行政大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另一方面，则悉心探索如何对掣皇权之肘的内阁及科道等前明官制加以全面改造。

其二，满洲崇尚集中、统一和“实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满族与汉族是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间，汉文化虽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但满文化却挟有政治威权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政治体制变革始终坚持清帝所标榜“乾纲独断”的集中、统一取向，凡与此相悖而足以紊乱朝政者，诸如朋党、权臣以及言官干政之类，皆在挞伐扫荡之列。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雍正对发祥时期满洲文化精华的提炼与运用，贯彻重构政治体制的始终。18世纪初期，正当清朝统一中原后迈向国势全盛时代的新起点，雍正回顾历史，对满洲百年崛起的优势和根本经验做了精辟概括：“我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在他看来，东北一隅的满洲之所以无敌于天下，靠的就是“实行”和“武略”两大法宝，而今人哲学范畴的方法论?D?D“实行”，竟被置于“武略”之上，着实耐人寻味。“实”者，重在认知，崇实务实；“行”者，强调知易行难，行胜于言。雍正不取汉儒习用的“实事求是”，而别出心裁地选择“实行”一词，更可以看出他对“行”的格外看重。康雍乾三帝，堪称“实行”路线一脉相承的践行者，对于至关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造与新创，其胸中没有现成的蓝图，也不像汉族士大夫要遵循什么神圣古训、金科玉律，他们只确定了终目标?D?D被推崇为“治隆唐宋”的明太祖首倡的“事皆朝廷总之”，设定了校正前进方向的反面参照物?D?D明祖子孙怠荒懒政及由制度性缺陷而酿成的朝政嚣杂纷乱，然后就一路“实行”起来，摸索前进了。从康熙不经意间创行密折，以周知天下隐情，到雍正时政务运行的主要载体奏事折子的普遍行用；从皇帝随手在奏折上亲书密批，到亲重大臣代书密谕，再到密发谕旨规范为威重天地的“廷寄”；从选调名为“内中堂”的阁臣到内廷当值承旨书谕，到雍正间西北两路用兵，办理机务的亲重大臣为天子所须臾不可离，国家新型军政中枢军机处遂浮出水面；从废止巡按御史，到台省合一，强化言路管控；从不立太子、皇帝晏驾前指定嗣君，到仿汉制立太子，行不通，废太子，再立再废，直到以“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的所谓秘密立储垂为定制?D?D在漫长的政治体制变革路上，举凡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制度有所兴革，无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率先实行起来，然后不断在实践中验证、反思、改进、完善，终决定取舍的标准只看是否行之有效。就这样，持续百年，历尽坎坷，终于在改造传统宰相制和前明内阁制的基础上，创建出便于人主乾纲独断的新型政治体制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

其三，国内外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

早把遥远的欧洲国家视为中国危险的潜在对手的是康熙，他君临天下55年时曾郑重告诫身边重臣：“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这位极富政治阅历的老人正是基于其对西洋人侵略本性的认识和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安，才做出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警告的。乾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全盘接受了其祖父对西洋人的疑惧和防范。18世纪中叶，清廷镇压了一起未遂的反清阴谋，为首者马朝柱曾向其信徒宣称“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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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从康熙帝晚年，经雍正朝，直到乾隆帝去世，祖孙三代皇帝的统治跨越了整个18世纪。这100年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经过持续变革的重构，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高度强化并渐臻完备。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内在矛盾演变、满洲传统文化政治取向及国内外形势日趋严峻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与皇权扩张、国家治理效能强大相同步，18世纪中叶清朝的国势达到了为外域瞩目、乾隆帝自诩的“全盛”。18世纪清朝国家政治体制组织架构严整、协调、灵活、高效；国政常规议事流程灵活、实用、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最高统治者无须众议或摒弃众议的所谓“圣衷宸断”，康雍乾时代并不经见，而通行的则是皇帝谕示议题，廷臣或地方大吏等遵旨议覆，最后由皇帝钦断的常规议事程序，这有现存清代军机处、内阁等浩如烟海的档案为证。应充分肯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前夜，18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最大限度发挥国家权力集中、治理高效的强大优势，对实现大一统伟业、强化多民族国家意识认同的历史性贡献。 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皇帝很难始终如一地保持政治开明的作风，君主专制政体禁锢思想、钳制舆论、销磨人材、败坏吏治等黑暗面日益弥漫。乾隆帝晚年喜谀恶谏、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由人性弱点决定的专制偏好，更营造出朝野“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则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盛清也未能摆脱纠缠古代中国政治的历史宿命。